本帖最后由 问弦 于 2014-10-13 09:29 编辑
周作人先生在谈起日本观感时说:“我们在日本的感觉,一半是异域,一半却是古昔,而这古昔乃是健全地活在异域的,所以不是梦幻似地空假,而亦与高丽安南的优盂衣冠不相同也”,“夏穗卿、钱念勋两位先生在东京街上走路,看见店铺招牌的某文句或某字体,常指点赞叹,谓犹存唐代遗风,非现今中国所有”。(《日本的衣食住》)虽然周作人旅日距今已经110多年,往日日本也与现今迥然不同,但是我仍然可以在日本发现那些在中国失落了的文化之根,使我惆怅,也使我惊喜。
中国木结构建筑历史悠久,西安半坡村发掘的房屋遗址表明,中国早在新石器时代就已出现木结构房屋,基本上形成了用榫卯连接梁柱的承重框架体系,西汉时形成了以“秦砖汉瓦”和木结构完美结合的建筑体系,史称之为“土木之功”。这种斗拱式建筑形态既达到了良好的支撑力学的效果,又充满的美感,体现了浓厚的中华民族的建筑神髓。
20世纪30年代,日本学者有人说:研究中国唐朝及以前的木结构建筑只能去日本,使当时的中国建筑家梁思成很受刺激,他带着妻子和学徒们历经艰险的四处寻访,终于在五台县偏僻地区发现了晚唐木结构建筑佛光寺东大殿,20世纪50年代,文物专家又在五台县发现了南禅寺,大殿平梁上面有“因旧名(时)大唐建中三年……重建殿法显等谨志”的墨迹,推算其重建于中唐(782年),但更早的木结构建筑却只能是日本的法隆寺了,因此粱思成对法隆寺充满了敬意。 梁思成出生在日本京都,直到12岁一直在日本生活,对日本的古建筑情况十分了解。据说,梁思成与古都奈良之缘也堪称悠远。孩提时代,父亲梁启超就曾带他去奈良的法隆寺游览,并买来一只乌龟让他放生。那时正值大殿重修,父亲便花了一元钱的香资将梁思成的名字刻在了大殿的一片瓦上,以求佛祖保佑。(见王升远:《中国建筑家梁思成挽救日本古都》) 1949年,他从报纸上看到一则消息,报道日本千年古刹法隆寺金堂被火烧毁了,他格外惋惜。当日本友人、松山芭蕾舞团创始人、建筑家清水正夫来华访问,当他见到梁思成时,梁迫不及待的问法隆寺是否完全烧毁了,有无修复之可能。清水正夫答道:尚可修复,梁思成这才放下心来。“几年之后,清水正夫再次访华,梁恩成先生到他下榻的北京饭店看他,梁思成先生再一次问法隆寺金堂的修复问题。当清水正夫说法隆寺金堂已经完全修复,并将表面烧损的木柱依然保留时,梁先生非常高兴地说:保存着火的痕迹,可以警示后人。”(见王铭珍:《梁思成先生的故事》)
法隆寺又称斑鸠寺,位于日本奈良县生驹郡斑鸠町,按照日本的一般说法,法隆寺是日本推古天皇九年(601年),圣德太子在现在斑鸠町的位置上建立了斑鸠宫后,在斑鸠宫旁边建的寺庙。 圣德太子是日本第31代天皇用明天皇的二皇子、日本首位女天皇、日本第33代天皇(592年12月8日至628年3月7日)的侄子,推古朝的改革推行者。在法隆寺金堂安置的铜造药师如来坐像的背面有铭文,铭文的大意是:为了祈祷用明天皇的病自然痊愈,发愿建立伽蓝,不久用明天皇去世,推古天皇和圣德太子继承用明天皇的遗志,完成了该寺和坐像。 而考古研究证明,现存的法隆寺西院伽蓝并不是圣德太子在世时所建,而是7世纪末期到8世纪初建成,但是考古发掘也证明,在法隆寺西院伽蓝建成以前,有烧毁的庙宇的遗迹,在被认为是圣德太子主持建立的斑鸠宫遗址的法隆寺东院,也有以前庙宇的遗迹,以此可以推测现存法隆寺与圣德太子的关系。 法隆寺建成当时,正值中国初唐,但由于文化传播的非共时性,法隆寺在风格上直接承袭南北朝的建筑传统。 法隆寺由金堂及五重塔为中心的西院伽蓝和以梦殿为中心的东院伽蓝构成,西院伽蓝是现存的世界上最古老的木造建筑群。 西院伽蓝以灰色瓦顶与黑灰苍劲的古老梁柁椽檩为基本色调,原滋原味的中国南北朝时期建筑风格的五重塔层层飞檐向上大小降幂排列,托起九个相轮,神秘的向往和苍然古色在严整的建筑韵律中升腾,飘入蓝天白云后面那遥远的空灵。飞檐云拱勾心斗角,浸染千年风霜;苔痕廯迹暗黄深紫,诉说历史厚重,而木结构建筑上一道道细小、纷纭、深邃的层层叠叠的裂痕,仿佛把在海风中摇曳的遣唐使的神思娓娓道来……
法隆寺西院伽蓝位于南大門对面稍微隆起的地方。从中门进入伽蓝,右为金堂,左为五重塔,外围有“凸”字形回廊。回廊正南面开中門,中門左右延伸出的回廊与后面的大讲堂左右相接,回廊途中“凸”字型的肩部东有钟楼、西有经藏。 以回廊环绕佛寺的主角——金堂与五重塔式建筑,是中国最古老的佛寺建筑形式,这和后世佛寺采取的中轴线左右对称的伽蓝七式截然不同,在中国,这样的佛寺建筑已经很难发现。法隆寺1949发生过一场大火灾,在大火灾以前,寺内所有建筑物都属早期的原物(虽在有的建筑物在公元708年被火毁过),现在有的已经重建或经修复,但藏经楼、传法堂、食堂和东院的梦殿,均为8世纪前半叶的遗物。 法隆寺金堂(国宝)是重檐歇山顶佛堂。上层没有设房间,将屋顶设为二重是为了外观有气派。金堂外檐下面的立柱上支撑房檐的斗拱采用“云斗”和“云肘木”,这是一种既能分担梁与柱之间的压力而又美观的多曲線南北朝款式。此外,二层的卍字形高栏(扶手)及将其支撑起来的曲脚人字拱也很独特,这些都体现了中国南北朝时代佛教建筑的特色。南北朝时佛教盛行,可谓“南朝四百八十寺,多少楼台烟雨中”,楼阁式佛寺建筑相当普遍,平面多为方形,额上施一斗三升拱,拱端有卷杀(注[1]),柱头补间铺作人字拱,其中人字拱的形象也由起初的生硬平直发展到后来优美的曲脚人字拱,魏晋壁画对这些样式曾生地描绘了这些建筑样式,但是保存至今的这种古老的建筑样式,只能在法隆寺金堂、五重塔、中門、法起寺(奈良县生驹郡斑鸠町大字冈本,离法隆寺不远)的三重塔、法輪寺(奈良县生驹郡斑鸠町三井)三重塔等处还能見到。
中国历来有“易性革命”的传统,因此当一个王朝代由于实施“恶政”而面临改朝换代时,其后人几乎都会遭到在“除暴政,承天意”的“大义名分”下的大规模清洗和清算,中国朝代更迭之时,末代皇帝几乎都死于非命,殷纣王于鹿台自焚,周幽王死于犬戎兵刀下,秦二世胡亥被逼死在望夷宫,汉献帝被曹丕逼迫退位,郁闷而死,唐哀帝被朱晃毒死,唐末、五代,前后80年,前后58个皇帝,就有42个死于非命,而宋帝昺年仅9岁就大海葬身,明崇祯帝煤山自缢身亡……此外,“易性革命”者往往“恨乌及乌”,将前代的物质文化与精神文化的结晶作为前代权力的象征加以清除,秦始皇焚书坑儒,项羽火烧阿房宫,北周武帝灭佛,文化大革命“破四旧”等大规模的文化破坏运动,使文化的承传与保存受到沉重的打击,也使其物质与文化的生产力受到了巨大破坏。 而日本是“万世一系”的皇统,天皇在历史上虽然很少成为真正的政治权力的统治者,但是作为“民族的大祭司”的地位一直延续了下来,而日本文化的精华发轫于皇室,结晶于皇室,传承于皇室,皇室的绵绵不断的延续,也在一定程度上保证了文化及物化的文化——文物与遗迹的保存与继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