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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帖最后由 以然 于 2014-6-6 22:22 编辑
浅议“骂道”
乱烘烘你方唱罢我登场,反认他乡作故乡;甚荒唐,到头来,都是为他人作嫁衣裳~~~~~~~~(调寄红楼梦《好了歌注》)
据《庄子·外篇·胠箧第十》,盗跖大谈做强人的道理,阐述只有具备“智仁勇”的强盗才是合格的强盗,才能上岗为人民服务。此所谓“盗亦有道”,这恐怕是最著名的强盗理论了。“为国为民,侠之大者”,因此只要在“盗”之前冠一“侠”字,就如同“马”之前加一“河”或“海”,矮穷丑的孙猴子摇身一变就成了高富帅。而“为什么妖有了人性就成了人妖?为什么侠盗就不是强盗了?”等等此类问题,常常令我困惑不已。那么循此强盗逻辑,骂人只要有道有术,那也就不是骂人了。既然“替天行道”都是很光明很有前途的职业,那骂人当然也可以成为艺术。此所谓“骂亦有道”。
技可进乎道,艺可通乎神。庄子名篇《庖丁解牛》讲述了庖丁以牛刀入道的故事。子曰:君子远庖厨,杀猪杀牛这些在君子眼里粗鄙不堪的技术活,也仍然可以“技进乎道”。想起老毛说过,读书比杀猪还容易,“猪是活的,会跑会跳会叫,有这么容易杀么?而书是死的,随便你怎么读——放着读捧着读站着读躺着读顺着读倒着读——都可以。还有比这更简单的么”(大意)。但老毛却忘了,还是有比读书更简单的事情,那就是“骂人”,即使文盲也不缺这本事。但如果“骂道”仅仅停留在《水浒》李逵一类的市井泼皮所偏爱的“贼斯鸟”、“直娘贼”之类,那也未免太粗糙太低级趣味了些,离“得道”十万八千里。
我中华文化源远流长,有文骂于焉化之。大众耳熟能详的《三国演义》中就有许多精彩的“骂”段落,如:祢衡击鼓骂曹;武乡侯阵前骂死王朗;陈琳箭在弦上,援笔立就讨曹贼檄。倚马千言,洋洋洒洒,把曹操的祖宗三代也挖坟鞭尸。曹操“览檄毛骨悚然,一身冷汗,头风立愈”。而垂范百世的翘楚当属“山岳崩颓”、“风云变色”的《讨武瞾檄》,此乃一代文雄骆宾王的杰作。据说武则天读完叹息不已:此等人才咋就上了贼船和自己作对。
文章千古事,得失寸心知。这些慷慨激扬,文采华瞻的檄文基本属于道德文章,其路数大致是:首先把对手绑到道德的耻辱柱上,而自己则抢占道德制高点,然后居高临下地向下飞砖,如此当然势不可挡当者披靡,对手也只有束手被批的份。这其中的奥妙则在于:传统中国是礼仪之邦,道德之邦。传统社会中,儒教一统天下,孔孟之道是所有人的道德规范和行为准则,全国人民如履薄冰如临深渊,战战兢兢不敢越雷池一步。谁一旦有所偏离则属于“离经叛道”“歪门邪道”,人皆曰可杀,尔后全党全军全国人民共讨之。千夫所指,其人必死。
传统社会其实相当“单纯”,是个一元价值观的社会。而儒学的本质是道德伦理学,一个人一辈子只需修一门课:德育课。所谓的“专业”也就是在四书五经中挑出一经来专“治”,治好了朝廷自然会请你去做官。零丁洋上的文天祥感叹:“辛苦遭逢起一经”,良有以也。孔孟之道不仅是安内神器,而且还是攘外法宝,“远人不服,则修文德以来之”。但英国人却不服王化,悲剧于是来临。面对英国人的炮舰,“这个古老的帝国只能用道德来激励自己”(马克思)。诚如宋朝老百姓无奈之下调侃道:“金兵有狼牙棒,咱们有天灵盖”。
在这种一元价值观的社会,判断是非善恶相对简单,因为存在唯一一个“客观”标准,也即孔孟之道。但现代社会就复杂了,多元价值观并存。所以,谁欲师古人故智,写道德文章搞批判,恐怕就不灵光鸟。您要挥舞道德大棒,抢占制高点那也成,他避实就虚顺势占据制低点,您也只能干瞪眼不是?以流氓为个性,甚至以无知为个性,都属于人的自由,您管不着。“无知者无畏”,“我是流氓我怕谁?”
而只有“骂道”到了鲁迅手上,才算真正登堂入室,成了出神入化的艺术。在《论“他妈的”》中,鲁夫子把“他妈的”与国花牡丹并列,称之为“国骂”,据他说此乃中华老字号,只此一家别无分店。但我看好来坞的警匪片中此类宝货却也琳琅满目美不胜收,论成色论质量貌似一点也不逊色于咱们的中华老字号。另外鲁夫子还认为,“国骂”无从翻译,否则神韵尽失,硬要翻译大致也只能译成“我使用过你的母亲”之类,毫无气势可言兼且犯了“直白”的艺术大忌,完全是糟蹋祖国宝贵文化遗产嘛。看来洋人也只配做井底之蛙,根本也就无从领略我中华文化的博大精深。
“一个也不放过,让他们恨去吧”,鲁夫子如是说(其实夫子在此打了诳语,他还是放过了“一个”,梁实秋曾为此诘问,而夫子没回应。沉默就是默认,梁实秋认为。在此按下不表)。不幸(或有幸)成了鲁夫子的靶子的人多如过江之鲫。子曰:知之为知之,不知百度知,于是也看了下度娘提供的苦主名单,那是一眼也望不到头,而且那时期的重量级大腕几乎就被一网打尽,不留孑遗。一只如椽笔,抵得过万千毛瑟枪,“骂圣”尊号毋庸置疑名副其实。但骂人太多也麻烦,夫子不免时常疑神疑鬼猜疑别人骂他,一次有位精神病患者闯到他家,他竟以为那人是装疯来戏侮他,为此发文揭露。虽然他在得知真相后立即一再发文更正,却又万般无奈地说:“自己酿的苦酒,只有自己喝下。”
如此“骂圣”,却也有失手之时。鲁夫子和劲敌梁实秋论战八年,在梁鲁论战的高峰,夫子推出雄文《“丧家的”“资本家的乏走狗”》,被世人捧为经典范文。但本人看来此篇实为“骂圣”败笔,这“资本家的乏走狗”不仅犯了直白的毛病,而且还开了后世乱扣帽子的滥觞,流毒无穷。哪比得上他嘲笑梅兰芳说,中国永恒的艺术是男人扮女人。这是因为从男人那面看过来是“扮女人”,在女人眼中却是“男人扮”。如此不着一字就把梅兰芳派为泰国人妖,京戏艺术也成了下三滥,甚至连观众都成了喜欢“意淫”的色情狂。再如他解剖国民性,也是鞭辟入里,字字痛切,“见到短袖,立即想到半裸,立即想到全裸,立即想到性交,立即想到群交,立即想到杂交,立即想到私生子。中国人的想象力,惟有在此一层上才能作如此的跃进。”
但鲁夫子的幽默中,总还是透出几分阴损,这恐怕不是鲁迅特色,而属于中国特色。试举一二此类“幽默”:林mm把刘姥姥讥之为“母蝗虫”;金庸在《天龙八步》里调侃麻子是“钉鞋踏烂泥,翻转石榴皮”;某个瞎了一只眼的国王率群臣到河边游玩,一无聊文人讥之曰:“今可谓‘帝子降兮北渚’”。他引用的是《楚辞》上的诗句:“帝子降兮北渚,目眇眇兮愁予。”而在古文中,“目眇”又作“眼瞎”解,因此他的用典非常准确,讽刺非常“聪明”。当然大王也不傻,最后把此人哈喇掉了。我想如果骆宾王不写那篇毒骂武后的檄文,恐怕文名不会有那么响亮;如果鲁夫子不那么恶毒,恐怕也做不了“骂圣”。因此,在这个意义上,鲁夫子作为“民族魂”还是比较有代表性的。
而“丧家的资本家的乏走狗”梁实秋在梁鲁论战中很是吃了几榔头,痛定思痛,理论家的痼疾一发作,于是写了篇《骂人的艺术》,较为系统地总结了骂人的一些窍门。想来他是欲以此文起起鲁夫子的底,无形中却也为中华的“骂道”作出了自己的独特贡献。他在最后说:“此文的用意,是助人骂人。同时也是想把骂人的技术揭破一点,供爱骂人者参考。挨骂的人看看,骂人的心理原来是这样的,也算是揭破一张黑幕给你瞧瞧!”。
往者已矣,骂道之不传亦久矣。试看今日之网络,竟是谁家天下?而今我中华骂道可谓一片昏天黑地,还与韶光共憔悴,不堪看。先贤们传下来的骂道大致也只剩下“三子主义”的光景,即:抓辫子,打棍子,扣帽子。而且,理论一经掌握群众,即是庸俗化的开始。当下充斥网络的大致仍是老套的道德批判文章,等而下之者则是“不惮以最大恶意来揣度”别人的写作动机或隐私,甚至还有天才地、全面地、创造性地继承、捍卫和发展了祖国文化遗产的骂街帖,把国骂当作标点符号一般来使用。至此方觉阿Q那“妈妈的”有如空谷幽兰,意气殊高洁,不与群芳同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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