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李娟

梅朵

李娟：各种名字

在水电站那块葵花地边，我们认识了水电站长革命别克。接下来，又认识了职工解放别克。

对这种有时代烙印的名字，我感到有趣极了。于是大家就此话题谈论了许久。

在我们当地，我认识好几个叫“革命”的哈萨克人。他们出生时统统赶上了文革。

一般来说，叫“革命别克”的，上面还会有一个兄弟叫“文化别克”。

若是女性，“革命”之后则会加上“古丽”。“革命古丽”，革命之花。

“古丽”是花的意思。正如“别克”是哈萨克男性名字的常见后缀， “古丽”就是女性名字的后缀。

但有时候姑娘的名字里也会出现“别克”。我的好友二娇曾告诉我，她认识一个哈萨克姑娘就叫别克炸弹……她的哥哥叫别克坦克，她弟弟叫别克火箭。真的。

多么火爆的一家人。

可想那个年代，大家的情绪多么激昂。连偏远的阿勒泰牧场都没躲过那场时代震荡。

我还认识一个“劳动别克”。这个就质朴了许多。

另外还有一个叫“工作别克”。

以上所说的“劳动”啊“工作”啊“革命”啊“炸弹”啊之类，统统都是汉语，不是音译也不是意译。我猜这也是牧人们对汉语以及汉语世界最初的接受吧。

汉族人名里的时代痕迹就更强烈了。我叔叔有一个亲戚叫“清理”——清理阶级队伍时出生的。

另外我曾听人说过，有一个人叫“分队”，生于开始实行联产承包责任制的年代。

他出生不久，他家邻居也得了一小孩。便随着他叫了“单干”——分完队不就开始单干了吗？

唉，只能说，这些父母取名的随意性太强了。

不过话又说回来，我妈给我取名，可是一点也不随意。她绞尽脑汁，翻烂了字典，非要取一个与众不同，天下无双的名字不可……

结果呢，就取了“李娟”。

我在牧场上生活时，听说有一放羊的老头儿，名字叫什么忘了，但翻译成汉语的意思则是“擀面杖”。

还有一个牧人叫做“第六个财主”。不知他上面是否还有五个财主。

这俩名字与时代无关，仍然很有趣。

唉！这种话题真是越聊越兴奋。于是大家你一段我一段，分享了许多各自的见闻。

据说有一家人兄弟五个，依次取名为：大占子、二占子、三占子、四占子、五占子。

——意义不明，嘎崩儿响亮。

还有兄弟三个。分别叫做：门栓儿、门别儿、门扣儿。

——估计他家很难进贼吧。

我还听说有兄弟三个，分别叫做：树枝儿、树皮儿、树叶儿。

还听说有俩姐妹，名叫“金块儿”和“银块儿”。

——感觉俩人往那儿一站，锃光四射。

我妈认识一家人，兄妹四个。老大出生那天村头路过一辆汽车。那个年代，在农村看到汽车是罕见的事，便取名为“车来”。

老二出生时，家门口停了一辆车，更罕见。便取名“车停”。

老三出生时他妈坐车进城，差点把他生在车站上。则取名“车站”。

生老四时，时代已经进步了，汽车也不罕见了。但电话这种东西仍比较罕见。那天村长通知她爸去乡里等一个电话。接完电话回来四丫头就落了地。于是取名“电话”……

四五十年后，大家“电话婶”长“电话婶”短地叫她，都不觉得有什么不对。只有我妈少见多怪，一听到就笑。

我还知道有一个大叔，叫“驴头”……好吧。也不知是容貌方面的谦虚，还是智商方面的谦虚。

还有一位大婶，叫“勤快”。——蕴含了她父母对她的质朴的期望。

还有叫“大件”的。物质匮乏的年代，大件家私算是一个家庭的最大体面。所以，得了个儿子的极度喜悦，非取此名而不能表达。

其他意义不名却较为特别的名字还有：面呢儿。——这个名字腻乎了些，念的时候，总有半口气出不来。

还有：“叉”……是的，就一个字：叉。

还有一对姐妹花：琼巾儿、琼块儿

还有叫“拧拧”的，他爸则被大家称呼为“拧爸”。

最后要说的是“大红花”。

“大红花”，我们雇用的一个短工。注意，这三个字是汉字。我和我妈一直到现在都很好奇：这个名字到底是意译还是音译？是绰号还是本名？

——选自李娟文集《遥远的向日葵地》

梅朵

李娟：大红花

大清早，我还没起床呢，大红花就来了。

她一把推开门，笔直走到我床边。捞根板凳在我面前一屁股坐下。拉开阵势，就开始冲着我涛涛不绝发起牢骚来。

先说她家的小孙女明天就要开学了，学费还没凑够……

再说她弟弟生病了，想去县城探望，却只有去的路费没有回来的路费……

又说家里牛也没有，羊也没有。现在呢，地也没了。（——我很想插嘴：地虽然没有了但是包出去了啊，包出去了有租金啊……）

并哭诉如今省道线两边上下五十公里内所有村庄的所有粮油铺都不再给她赊账了……

我毫无办法。只好趴在床上，紧紧裹着被子，只露出一个脑袋，耐心地等她发完牢骚好赶紧走人。

她仅仅只是来发牢骚而已，对我并没有什么不满。

   

大红花五十多岁的光景。花白头发，大嗓门，高鼻梁，身高一米八。粗胳膊粗腿虎背熊腰。往那儿一站，中流砥柱般稳稳当当，雷霆不能撼之。

可惜这样一副气派的身材，平日里却衣装破陋滑稽。

我们通常看到的情景会是：上面一件小了三码的短背心，亮堂堂地露出肚脐眼，下面一条抹布似的长裙拖在脚背上。

与其他哈萨克妇人不同，大红花从不穿衬裙。于是屁股上那块裙幅总会被深深夹进臀沟。每次跟在她后面走，我总按捺不住想替她扯出来。

此外，她还从不穿袜子，光脚趿一双男式破拖鞋。脚趾头脏得何其狰狞，獠牙般凶狠。

不过劳动人民嘛，整天辛苦奔忙，不甚讲究也是无可厚非。

但是，大红花就“不讲究”得有些过分了。

在我们的蒙古包迁移此处之前，我叔叔独自在大红花所在的村庄住了很长时间。本地礼俗是单身汉不用自己开伙，可随意上门混饭。于是他就挨家挨户轮流混。

但是大红花家，只去过一次，从此再也不敢去了。

不说别的，她家的黄油就能吓跑一切客人——颜色黄得快要发红，跟放过了十个夏天似的。

我叔叔说，那油又稀又软，上面陷满了苍蝇，死了的已经一动不动，活着的还在拼命挣扎。

单身汉四处混饭也就罢了，大红花全家上下好几口人，照样也靠混饭过日子。

一到吃饭的点儿，她出门远眺一番，谁家的烟囱最先冒烟，就率领老公儿子儿媳孙子一群人直奔而去。

别人家有啥吃啥，倒也不挑剔。

但若是有啥不吃啥，她就会发怒。

比如灶台上明明挂了风干肉，锅里还煮着素面条。她定会上前帮忙把肉摘下来，亲自“啪啪啪”剁成块，统统扔进面条锅。

   

她走进我家蒙古包，环顾一周，立刻锁定目标。

往床下一指：“西红柿！一个！”

我连忙跑过去，拾一个递给她。

她拒绝：“大的！”

我又跑回去，换个大的。

她接过来，往床板上四平八稳一坐，大口大口咬着吃起来。

吃完后，再环顾一周：“妈妈呢？”

不在。”

   

“爸爸呢？”

   

“也不在。有事吗？”

“没事。”言罢，庄严起身离去。

要不是西红柿蒂还扔在地上，根本不晓得刚才发生了什么事。

   

然而，劳动时的大红花那是相当值得称赞的。

砍葵花盘时，她一个人砍四排埂子，呼呼啦啦，所向无敌。

而我只砍两排埂子才能勉强追上她。

况且她还边砍边嗑瓜子吃。

到了农忙季节雇短工时，这一带种地的老板都愿意雇用大红花。

而农忙季节，似乎也是大红花一家一年之中为数不多的进账时节。

尽管如此，这一家人也没见比平时积极到哪儿去。

晚上工，早回家，中午还要午休俩小时，和平时一样闲适又悠哉。

   

我家雇大红花做短工，苦的却是我们的邻居，水电站的职工们。

我家葵花地位置太偏，方圆数里再无其他人家，没处打尖。于是来打工的短工大都自带午饭。

大红花一家却是自带碗筷。

因为我们隔壁水电站有职工食堂。我不知大红花一家具体是怎么蹭上饭的，总之他们每天准时和职工们一起进餐。

才开始，只听到食堂负责人莎娜每天都站在食堂门口大喊：“别吃了！已经不够了！还有三个值班的没来！”

后来，又多了水电站站长和她站在一起大喊：“大红花！明天别来了！以后再也不要来了！预算超支了！超支了！”

而大红花一家悄无声息，围着餐桌继续埋头苦干。

说实话，我最感慨的并不是大红花的厚脸皮，而是大家的容忍度。

接着说大红花。嗯，再困苦再窝囊的人生，也是需要精神享受的。于是，在农忙时节最紧张的那两天，大红花一家辞工不干了。

理由是第二天在一百公里以外的某地要举办一场盛大的阿肯弹唱会（本地一种传统的民间文化活动，除了歌手对唱，还会有体育竞技和歌舞表演）。

这种临时撤工的行为令人大为恼火——一时半会儿的教我们到哪儿找人顶上当前繁重的活计？！

况且时间紧迫，南下的游牧大军已经驻扎在乌伦古北岸了。得赶在牲畜过河之前砍完花盘、晒完葵花。否则，辛苦一夏天，到头来全都做了慈善。

我们一家简直急火攻心！

我妈上蹿下跳地咒骂，也没用。

提高工资，还是没用。

我妈恨得咬牙：“活该穷死！有钱不赚，真是变态。”

   

一般情况下，她只骂我变态。

我劝道：“别和她计较了。人家都已经这么穷了，若是连个弹唱会都看不成，岂不更是活得没意思？”

我妈想了想，觉得有道理。

毫无办法，我们只好全家上阵。连着两天，从天刚亮一直干到伸手不见五指，累得跟猴儿似的。总算抢在牛群过河之前赶完了全部的活儿。

此后整整一礼拜，手掌心疼得吃饭时筷子都握不住。

不过倒是省下了四百块工钱。

再想想大红花干活时从容不迫的架式。虽然依旧埋怨，却更加钦佩了。

   

   

看弹唱会时的大红花想必远远抛弃了葵花地里的劳动形象，已经全身上下耳目一新。

我曾在阿克哈拉的集市街头见过她打扮起来的样子。——金丝绒的花裙子上缀了一层又一层亮锃锃沉甸甸的装饰物。脖子上的珠串子粒粒都有鹌鹑蛋大。蕾丝边的紫头巾，银晃晃的粗簪子。脸雪白、眉乌黑。

还有靴子，擦得那个亮！

用我妈的话说：“蚂蚁若想爬上去都得拄着拐棍。”

说实在的，一般人打扮得如此招摇肯定会显得特俗气。可大红花不。哪怕浑身插满了花，她也有压得住的那种气派。

她本来就是丰壮体面的大架子身材嘛，稍一打扮就格外神气。

兼之左右手各拽着一长串花花绿绿的孩子，大踏步前进，目不斜视。所到之处，格外引人注目。

   

一直都没搞清楚大红花为什么要叫“大红花”——注意，这三个字是汉语发音。

那么这个名字到底是意译还是音译？是绰号还是本名？但实在觉得这名字太符合她了！

也说不清哪儿符合。反正吧：“大红花”——呃，好名字，“大红花”！

——选自李娟文集《遥远的向日葵地》

美人迟暮。

太逗了，那些奇奇怪怪的名字太有意思了。
那位大红花写得真是活灵活现，把人物观察得好仔细好仔细，写得好生动。
平凡的生活平凡的人物，在李娟的笔下，太不一般了，生活就是如此的百态，众生就是各有色彩，非常好！

轻抒浅秋

谢谢梅朵的精彩分享！
李娟老师的书确实值得一读再读
李娟老师这会儿正在直播间接受访谈呢
大家可以去镜头前近距离地感受一下作家的风采~~

梅朵

昨晚的与辉同行直播，董宇辉和李娟老师的访谈，我迟到了半个多小时。

活动回来看到浅秋朋友的提醒，赶紧打开某音找与辉同行，一眼就看到了李娟和董宇辉还在访谈中。

中间还有迷糊，怕我错过，转发我直播的账号。



怎么说呢，李娟真的是深度社恐，明显感觉到了她在聚光灯下那种紧张、惊恐，欲言又止的谨慎和小心……

她说自己是讨好型人格，怕说错话误导别人，更怕现在脱口而出的话，等回去之后会后悔，又再一次反噬到自己。

她是真实的，纯粹的，敏感又柔弱，像误入镜头中的那只小松鼠。

好喜欢李娟看到松鼠时的那种欣喜和欢愉，真的是少女感十足。

对于深度社恐的人而言，或许独处，避开镜头的焦点，才是让她感觉醉安全的方式吧，写作是她和这个世界沟通的最好方式。

我目前只读了她的两部作品《我的阿勒泰》和《遥远的向日葵地》，虽然直接写到李娟自己的文字还不算太多，但已经能感受到她童年的生活并没有那么幸福美好，学校的生活和辍学后的打工经历，也都不算顺利，但李娟的心中为什么从来看不到怨恨和愤怒呢？

这是不是讨好型人格的一个特点，愿意为全世界着想，唯独忘了自己。

她那么善良，如果她的话没有得到对方的理解，她立刻把责任归咎给自己没说清楚。

她又那么博大，对自己命运中遇到的一切，都全盘接受，感觉生活本来就是这样的。

不管多么贫困艰难的生活，都能在其中发现人活着的很多乐趣和克服困难的勇气。

柔软而敏感，善良而悲悯，像极了一只伸出软糯触角的小蜗牛，她极其灵敏的感受到了人和动物们活着的欢愉和不安。

她的文字，如同展开了上帝的视觉，她视野中的那些人，那些牛马鸡狗，那些小小的蝗虫和蚂蚁都被她关注到。

梅朵

昨晚的访谈，心中再次给董宇辉加分，他一切的处理已经是最好的了。

李娟虽然比他大十几岁，但访谈中，董宇辉更像一个哥哥，小心的呵护着作家李娟的惊恐不安。

他循循善诱，又要时刻的准备化解时时可能到来的卡壳和尴尬，更怕自己的哪一句话不小心触碰到李娟的敏感。

总的感觉，昨晚的访谈，让我们看到的，都很真实。没有任何高大上的说教，也没有言不由衷的敷衍。

今天的分享，我找到了《我的阿勒泰》几篇文字，先来分享下。

前面和我杏花春雨都提到的几篇，比如《摩托车穿过春天的荒野》，《散步》，还有一篇《“小鸟”牌香烟》是最能表现李娟妈妈的聪明和各种生活中的变通能力的，看过电视剧《我的阿勒泰》的话可能会感觉更亲切。

梅朵

李娟：摩托车穿过春天的荒野

摩托车实在是个好东西，因为它比我们强大。在这片荒茫茫的大地上，它轻易地就能把我们带向双脚无力抵及的地方。当然了，坐摩托车时间长了同样很累人的，不比徒步轻松。很多时候一坐就是五六个小时，等到了地方，都成罗圈腿了。何况我家这个只是台小油箱小型号的摩托车，动不动就三个人同时压在上面，车不舒服，人也舒服不到哪儿去。其他嘛，就没有什么不满意的了。

我非常想学骑摩托车，但又很怕摔跤。记得小时候，平衡感几乎等于没有，秋千都不敢荡。光学骑自行车就学了三年，光学推自行车就学了两年……总之，我想，自己恐怕一辈子都不敢奢望能拿这种机器怎么样了。但是还是喜欢摩托，能在风里呼啸而过的话——好像我正是凭借这样一个工具，才更清楚更敏锐地出现在了世上。要不然的话……唉，其实，受到能力的限制也未尝是什么坏事。但是，既然已经有摩托车了，就只说摩托车的事吧！——当我站在大地上，用手一指：我要去向那里!于是我就去了。又突然为发现了这世上可能真的再也没什么做不到的事情而隐隐不安——好像我们正在凭借摩托车去迫不及待地、极方便地、迅速而彻底地永远离开了什么……但是，又想到，到了今天，这已是我们无法避免、无法拒绝的现实了。呃，也未尝是件坏事吧？哎——当我站在大地上，用手一指：我要去向那里!

尤其当我们把家搬到沙漠边缘的阿克哈拉后，摩托车的用场就更加重要了。那时我们已经远离山区。阿克哈拉在南面乌伦古河一带的戈壁滩上，离县城两百多公里。要是坐汽车的话，冬天去县城一趟得花五十块钱呢，就算五十块钱，还不一定有得坐。这个村子还没有开通正式的线路车。只有私人的一些黑车在跑运营，大都是那种八座的老吉普，一天顶多只有一两辆。往往天还没亮，司机就从村这头到那头挨家挨户接人，往往还没有走到我们家，人就坐满了。或者临时有什么急事，但车没载满人就是不走，停在村口一等就是一两天，急死也没办法。而摩托车多方便呀，想什么时候出发就什么时候出发。而且，骑摩托车去县上的话，来回的汽油费也就十几块钱，省了八九十块钱呢！要是两个人去县上的话，能省一百六；要是三个人去县上的话，能省二百五。啧！而且，还不用晕车了。

不过，话又说回来。戈壁滩上风大，路也不好走，加之为了省油，摩托车速度控制得较慢。于是出一趟门总得吹四五个小时的风。真够受的。虽然我妈给我弄了个头盔，可那玩意儿沉甸甸的，扣在脑袋上，压得人头晕眼花，根本没法戴，只好挂在脖子上，任它垂在后脑勺那儿。可风一吹，头盔兜着满满的风使劲往后拽，拽得脖子上那根带子卡在肉里，勒得人头晕眼花，还吐着半截舌头。没一会儿，门牙就给吹得冰凉干燥。我只好把它解下来抱在怀里。可这样一来，我和我叔之间就隔出了好大的空隙，风嗖嗖往那儿灌。虽然身上穿得里三层外三层，但不一会儿还是被风吹透了，敞怀一般，肚皮凉幽幽的。尽管带着手套，抱头盔的手指头还是很快就又冷又硬，伸都伸不直。哎，也不能戴，也不能不戴，连放都没地方放，真是拿这个东西一点办法也没有……

我们走的路是戈壁滩上的土路（——真丢人，我叔至今都没有办执照，不敢上公路……），与其说是路，不如说是一条细而微弱的路的痕迹，颠簸起伏。这条路似乎快要被废弃了，我们在这样的路上走好几个小时都很难遇见另一辆车。大地辽远，动荡不已，天空更为广阔——整个世界，天空占四分之三，大地占四分之一。

眼前世界通达无碍。在我们的视野里，有三股旋风。其中位于我们的正前方的那一股最高大，高达二三十米，左右倾斜摇晃着，柱子一般抵在天地之间。在我们的左边有两股，位于一公里外一片雪白的、寸草不生的盐碱滩上方，因此，那两股风柱也是雪白的。而天空那么蓝……这是五月的晚春，但在冬季长达半年的北方大陆，这样的时节不过只是初春而已。草色遥看近却无，我们脚边的大地粗糙而黯淡。但在远方一直到天边的地方，已经很有青色原野的情景了。大地上雪白的盐碱滩左一个右一个，连绵不断地分布着，草色就团团簇簇围拥着它们，白白绿绿，斑斓而开阔。后来我看到左面的那两股雪白的旋风渐渐地合为了一股，而我们道路正前方不远处的那一股正渐渐在远去、熄灭。

我们在大地上从北到南地奔驰，风在大地上由西向东吹。我的头发也随风笔直地横飞。风强有力地“压”在脸上，我想我的脸已经被压得很硬很硬了。若这时身边带着一块大头巾就好了，像维族女人一样从头蒙到脚，一定刀枪不入。于是我只好又把头盔顶在头上挡风。但是不一会儿，呼吸不畅，憋气得很。只好再取下来，但是一取下来，立刻就对比出了戴上的好处，于是又抖抖索索地重戴上。立刻又呼吸不畅……

由于是自己家商店出售的便宜货，这个破头盔的塑料挡风镜早就给风沙打磨花了，看到的世界肮脏又朦胧，视力所及之处一塌糊涂，久了就恶心头晕。只好闭上眼睛……它真的实在是太重了！不知道是真的很重，还是由于自己的知觉长久敏感地作用在那一处而异样地感觉到“重”，反正就是压得我一路上都驼着背。

那样的风！从极远的天边长长地奔腾而来，满天满地地呜鸣。与这种巨大的，强有力的声音相比，我个人的话语声简直成了某种“气息”般的事物了，简直跟梦里说出的话一般微弱而不确切。风大得呀，使得我在这一路上根本不可能维持较为平和一些的表情。真的，好几次，都会突然反应过来自己此时正眉头紧皱、恣牙裂嘴。

中途休息的时候，对着车上的观后镜看了一眼，吓了一大跳——发现自己少了两颗门牙！再定睛一看，原来是门牙变成黑色的了……全是给风吹的，沾满了泥土，嘴唇也黑乎乎的，僵硬干裂。这样的季节正是沙尘肆掠的时候。我叔叔头盔的挡风镜上也蒙了厚厚的一层灰土，真难想象这一路来他怎么坚持到这会儿的，居然还能始终正确行驶在土路中央。我就用手心帮他擦了擦，谁知越擦越脏。只好改用衣袖擦。

我们站在车边休息，口渴得要命。风呼啸着鼓荡在天地间，我头发蓬乱，面部肌肉僵硬。那风大得呀——后来我不小心在这样的风里失手掉了五块钱，跟在钱后面一路狂追了几百米都没能追上。幸亏最后被一丛芨芨草挂住了。

我掏钱是因为买汽油，买汽油是因为我们的油又不够了，油不够是因为油箱漏了，有一根插在油箱上的管子，不知怎么的掉了下来……在戈壁滩上抛锚，是必须得随时迎接和从容面对的事情。因为那是属于“万一”的事。因此我叔仍旧乐呵呵的，根本不为由于自己的疏忽连累了我而有所愧疚。

他只是笑眯眯地告诉我还有一次更惨，走到一半路时，爆了胎。于是，那次他在戈壁滩上推了整整九个钟头的车……若是这一次也要让我陪着他再走九个小时的话，我发誓，等我一回到家就打死也不出门了，出门太危险了。

这四野空空茫茫的，视野里连棵树都没有，到哪儿找汽油去？

我们运气也未免太好了。平时走这条路，从头到尾除了偶尔一两个牧羊人，鬼影子也见不着一个。可这次车一坏，不到一会儿，视野尽头就有另一辆摩托车挟着滚滚尘土过来了。我们远远地冲他招手。近了，是一个小伙子，一看就是牧业上的，脸膛黑红，眼睛尖锐地明亮着。我们比划着让他明白我们的处境，他立刻很爽快地去拧自己的油箱盖子，我连忙找接油的容器。可是在背包里翻半天，只翻出一只用来装针线的小号“娃哈哈”酸奶瓶子。于是这两个男人把那台摩托车翻倒，我小心翼翼地持着这个过于小巧纤细的瓶子对准油箱流出的那股清流。然而一连接了五六瓶后，就再也不好意思要了。人家也是出远门，要是也出了点事油不够了怎么办？最后，为了表示感谢，我想给他点钱，于是……

他们两个站在风中，看着我追着那张纸币越跑越远。像是永远也不会回来了。

后来当我把钱给他时，他反倒向我们道谢不迭，对我们感激得没办法。

我们继续在戈壁滩上渺小地奔驰，身后尘土荡天。天色渐渐暗了。土路也变得若隐若现，时断时续。不是这条路，我们走错了，我们迷路了。

在戈壁滩上迷路实在是一件可怕的事，晚上温度会降到零度左右，风也许会更猛烈。而且，一旦真正迷路的话，越急越分不清方向。这大地坦阔，看似四通八达，其实步步都有可能通向永远回不到上一步的地方。

我们进入了一片陷入大地的褚红色起伏地带，而在此之前，对这一处根本没有印象。我提醒叔叔往回走，他却认为反正都是朝南的方向，怎么走都会走到乌伦古河的，沿着乌河往下游走，怎么走都能走到家。我也没什么主见，只好听他的。

在大地西方，有静穆的马群在斜阳下拖着长长的影子缓缓移动,一个牧马的少年垂着长长的鞭子，静坐在马背上，长久地往我们这边看。我建议向这个孩子问一下路，但他离我们太远了。而我叔叔想要再走几公里，走出这片红色的戈壁滩，走到前方的高处看看地形。

到了后来，我们还是不得不回头去找那个少年。可是我们离开浅色的土路开进深色的赤裸粗硬的野地，往西北方向走了很久，再也找不到刚才的马群和孩子了。可能又一次迷路了。大地上空旷无碍，天空的云丝丝缕缕地稠密起来。世界虽然清晰依旧，但黄昏真的来临了。那五六小瓶汽油烧到现在，不知还能折腾多久。

我们在戈壁滩上停下来，脚下是扎着稀疏干草的板结地面。我弯腰从脚边土壳中抠出一枚小石子，擦干净后发现那是一块淡黄色渗着微红血丝的透明玛瑙。再四下一看，脚下像这样的漂亮石子比比皆是，一枚一枚紧紧嵌在坚硬的大地上。我乱七八糟拾了一大把，揣进口袋。这时，抬起头来，看到远远的地方有烟尘腾起。

我们连忙骑上车向那一处追去，渐渐地才看清，居然是一辆卡车——还是车头凸出一大块的那种浅蓝色的“老解放”……真是见了鬼了。好像我们迷了路后，就回到了过去年代似的。

近了才看清这辆车实在是破得可以，咣咣当当地在大地上晃荡着前行，随时都可能散架的光景。肯定是一辆黑车了，一辈子只能行进在这样的“黑路”上。它从很久以前就藏匿到如今，像是为世界小心地保存了一样逝去的东西……

司机察觉到有人在后面追，就停了下来，静止在远处的大地上。我们赶到后，他正靠在半开着的车门上卷莫合烟。

他建议我们跟在他的车后面走，要不然太危险了。可是他要去的地方同我们要去的不在一块，虽然也可以从那里再绕回去，但我们实在是急于往家赶，不想再绕远了。而且，大车所到之处，尘土漫天，跟在它后面吃土不是舒服的事。于是仔细地问过路后，就道谢分别了。

那司机再三告诫我们不能走西边的岔路，一遇到岔路就千万记得往左拐，一直往左拐就会到达乌河的。

这个司机真是好人啊，就像他的古董车一样实在。他还取了根管子出来，往我们的油箱里又给灌了些油，最后还送给我们半瓶水。

我们向着两个方向，彼此在大地上渐渐走远了。

我两只手轮换着插在外套口袋里取暖，一只手紧紧地抠着叔叔的肩膀。他越开越快，风越来越猛。我却在想：从此再也回不到一个有玛瑙的地方了……

——选自李娟文集《我的阿勒泰》

梅朵

李娟：散 步

我在腊月二十九晚上回到家。大年三十我们大扫除了一通，晚上我们边吃年夜饭，边商量明天怎么过年。后来妈妈想出一个主意来，她说：“我们一大早起来，穿得厚厚的，暖暖和和的，把家里的三条狗也带上，一起穿过村子进入荒原，一直向南面走，直到走累了为止。”她还说：“这一次要去到最远的——远得从未去过的地方看看。”我们都是喜欢散步的。

于是，大年初一早上，我们吃得饱饱的上路了。最近几天天气非常暖和，清晨一丝微风也没有，天空明净地向前方的地平线倾斜。远远的积雪的沙丘上，牛群缓缓向沙漠腹心移动，红色衣裙的放牛人孤独地走在回村的途中。

除此之外，视野中空空荡荡，大地微微起伏。

十七岁的大狗阿黄已经很老很老了，皮松肉懒的，牙齿缺了好几颗，其他的也断的断，烂的烂，没一颗好牙。狗最爱的骨头它是嚼不动的，只能吃馍馍剩菜。阿黄是我今年回家看到的家里的新成员。原来的大狗琼瑶死了。

阿黄原先是邻居家的狗，后来邻居搬家，嫌它太老了就不要它了。于是我们就把它带回了家。它一副懒洋洋的模样，整天趴在墙根下晒太阳，叫它三声才爱理不理地横你一眼。但一出了门就立刻变了样，精神抖擞，远远甩开赛虎和赛虎的狗宝宝小蛋蛋，从东边跑到西边远远的地方，再从西边跑向远远的东边。一会儿逮着野兔子狂追，一会儿红柳丛中拼命扒土，一刻也静不下来。总是跑着跑着就跑到我们看不到的地方，急得赛虎和蛋蛋四处找它。

有好几次半天也没见它出现，我们便加快脚步，一边四面寻找一边大声呼喊。结果喊到筋疲力尽时，它却幽灵一样从背后冒了出来。

小狗蛋蛋第一次走这么远的路，一路上兴奋又紧张。我想它是崇拜阿黄的，看上去它极想跟着阿黄乱跑，却又不敢远离我们。于是不停地在我们和远远的阿黄之间来回奔波。结果，它一个人走的路估计比我们四个加起来走的路还要多。

赛虎已经是妈妈了，非常懂事，一点也不乱跑，大部分时间跟在我们脚边一步一步地走。偶尔去追赶一下蛋蛋，有时也会去找阿黄。但阿黄总是对它好凶，龇牙咧嘴的，不许它靠近。

戈壁坦阔无边，我们微渺弱小地行走在大地的起伏之中。有时来到高处，看到更远处的高地。起风了，三条狗蹲立在风中向那边眺望，狗耳朵吹得微微抖动。我们把领子竖起来，解下围巾包住头，继续往前走。渐渐走进了一道干涸宽阔的河床里。这是一条山洪冲刷出来的沟壑，每年夏天下暴雨时，洪水都会从这里经过，奔向地势低的乌伦古河谷。长长的风刮去平坦处的积雪，裸露出大地的颜色。走在上面，脚下的泥沙细腻而有弹性，背阴的河岸下白雪皑皑。赛虎和蛋蛋一头扑进雪地里打滚，我和我妈顺势把两条小脏狗塞在雪堆里，用碎雪又搓又揉，好好给它们洗了个澡。等洗完了，我们的手指头都快冻僵了。

越往前走风越大，天空越蓝。我妈说拐过前面那座沙丘会有树。不久后，果然就看到了，已经走过那么远的空无一物的荒野，突然看到树，真是难以言喻的感觉。在阿克哈拉，以为树只长在乌河两岸，想不到离水源那么远的戈壁滩中也有。

大约一共十来棵，都是杨树。有三棵在远一点的地方安静地并排生长着，其余的凑成了一片小小的树林，林子里长着芨芨草、红柳和铃铛刺。我们走出河床，向三棵树那边走去，看到树下有毡房驻扎过的圆形痕迹。这些树离地两米高的地方一点树皮也没有，全被骆驼啃光了，裸露着光滑结实的木质。但它们并没有死亡。

我妈向我描述了一下她所观察到的骆驼吃树叶的情景：先用嘴衔住树枝的根端，然后顺着枝子一路撸到枝梢上——于是，这条树枝上的全部树叶一片不剩地全都进了嘴里，又利索又优美。骆驼真聪明，不像牛和马，只会逮着叶子多的地方猛啃一通，一点也不讲策略。

出了林子继续向南，风越来越大。快中午了，赛虎和蛋蛋都累得直吐舌头，只有阿黄仍兴致勃勃地东跑西跑，神出鬼没。我们又走上一处高地，这里满地都是被晒得焦黑的拳头大小的扁形卵石，一块一块平整地排列在脚下，放眼望去黑压压一大片。而大约两百米处，又有一个铺满白色花岗岩碎片的沙丘。两块隆出大地的高地就这样一黑一白地紧挨在大地上，相连处截然分明。天空光滑湛蓝，太阳像是突然降临的发光体一般，每当抬头看到它，都好像是有生以来第一次看到一样——心里微微一动，惊奇感转瞬即逝，但记起现实后的那种猛然而至的空洞感却难以愈合。

月亮静静地浮在天空的另一边，边缘薄而锋利。

我的额头和后脑勺被风吹得冰冷发疼，咽喉有些疼，大家便开始往回走。回去的路恰好正迎着风，于是我们都不再说话了。满世界只有风声，呜呜地南北纵行、通达无碍。狗儿们似乎也累了，再也不乱跑了，三个并成一排跟在我们脚边。赛虎本来就身体不好，更是累得一瘸一瘸，我们只好轮流抱着它走。

我妈边走边骂阿黄：“刚才我们叫你，为什么不理？就只顾自己瞎跑。哼，现在再听话再摇尾巴也没有用了。”

——选自李娟文集《我的阿勒泰》

梅朵

李娟：“小鸟”牌香烟

我妈仗着自己聪明，在汉话和哈萨克语之间胡乱翻译，还创造出了无数新词汇，极大地误导了当地人民对汉语的理解。实在是可气。　　

我穿了一件新衣服回家，一路上遇到的女人都会过来扯住袖子捏一捏：“呀，什么布料啊？这么亮？”

“是……”我想了又想，最后说出它的准确名称：“丝光棉的。”　　

“丝光棉？”　　

“对，丝光棉。但不是棉，也是一种化纤。”　　

“一种化……纤？”　　

“对，就是过去说的料子布，腈纶啊涤纶的之类。”　　

“腈纶？涤纶？”　　

她便疑惑而苦恼地走了。　　

而我妈呢，会斩钉截铁地回答：“塑料的！”　　

“哦——”立刻了然。

一个小伙子来买香烟，是要“小鸟”牌的。我问了好几遍，的确是“小鸟”，而且那两个字还是发音极标准的普通话。　　

但是我在货架上那极其有限的几种香烟里搜索了好几遍后——　　

“我们没有‘小鸟’烟。”　　

“有的！那里那里！”　　

我随着他指的地方一看，什么啊！那是“相思鸟”！

一来“小鸟”和“相思鸟”在读音上稍稍相近，二来烟盒上的确印了只小鸟，所以嘛……　　

再想想看，就凭我们的水平，要想给老乡们较为准确地解释“相思”为何物，并且还要解释“相思”何以与“鸟”联系到一起……实在难于爬蜀道。

所以我妈虽然办事轻率、粗枝大叶，总算还是较能适应当地的生产生活实际的。　　

但是又有一天隔壁小姑娘来买“砰砰”。　　

一头雾水。　　

“什么？”　　

“砰！砰！”　　

“什么砰砰？”　　

“就是砰砰，砰砰砰！”　　

拿给她榔头，摇摇头；再给她拿一把斧头，仍然不是。　　

只好微笑着对她说：“我们家没有鞭炮卖，也没有核桃卖。”　　

“不是的！”小姑娘胳膊长，干脆自己把手伸进柜台里取……原来是瓶子为手雷形状的白酒。不用说，又是我妈的杰作。

早先在夏牧场的时候，她发明的词汇“喀啦（黑色）蘑菇”，即“木耳”（阿尔泰深山森林里生长有野木耳），音节响亮，易懂好记，一直被当地人民沿用到现在，并且范围越来越广，几乎横跨了全地区六县一市。

　　

此外老人家还自作主张翻译了“金鱼”——“金子的鱼”，“孔雀”——“大尾巴漂亮鸟”。

我们家卖的其他烟还有“红雪莲”，“青城”，“哈德门”……等等。对此我妈懒得再作创意，于是除“小鸟”烟以外，其他的烟一律被称为“红色烟”、“绿色烟”、“白色烟”及“黄色烟”。如果有两种烟的包装纸同为白色，则区别为“左边的白色烟”和“右边的白色烟”。

我妈还用奇怪的方法传授给了当地牧民很多外来名词，什么“抱窝鸡”啊，“三开肩式西服”啊，植物的“休眠期”啊什么什么的。之所以说“奇怪”，是因为本来就很奇怪，这么复杂——甚至这么深奥的事儿，她怎么就能干净利落地让人豁然而知呢……更奇怪的是，牧民又不养鸡，知道了“抱窝鸡”又有什么用？

——选自李娟文集《我的阿勒泰》

美人迟暮。

又贴出来这么多好文章，挨个儿细细拜读。
下午去搜了李娟的访谈录，搜出来了呢，终于看到了李娟老师朴实厚道的模样，听了她不少自诉，讲得真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