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帖最后由 青衫磊落 于 2014-9-10 20:24 编辑
从外公给我留下的藏书中，有位作家尤其引人注目，因为他的三大代表作外公都收集了。
他就是浩然。文革前的《艳阳天》，文革中的《金光大道》，以及文革后的《苍生》。他的三部代表作，恰好是三个时期农民生活的镜子。
《艳阳天》和《金光大道》估计看过的很少，后者在很长一段时间内还是被批判的靶子，可是抛开那个时代的烙印不论，不得不承认的是这是两部很有深度的乡土小说，尤其是后者，红极一时，但是不得不承认，在那个时代，可读性强，具备文学特点，有着较好艺术性的，人物立得住的文学作品还真是凤毛麟角，达到浩然的高度的几乎没有。
1994年8月，京华出版社将《金光大道》第一、二卷予以再版，同时首次出版了该书的第三、四卷，使这部全景式地艺术再现建国初期中国农业社会主义改造全过程的200余万字的长篇巨著首次以整体的面貌呈现在读者面前。
对于我看电视剧只喜欢看《乡村爱情》之类的人来说，那些宫斗宅斗的还不够俺脑子疼，所以根据俺的智商，喜欢浩然和刘绍棠的乡土小说也是意料之中的事。
在文革后对浩然作品发起铺天盖地批判之后，--------所以俺就顶看不起知识分子成堆的地方，说起来都是文人，拍起马屁来比谁都恶心，落井下石来也比谁都心狠-----他仍然写出了震撼人心的《苍生》--------一个真正文人的风骨铮铮而立。
《苍生》曾被拍成电视剧，俺还特意从网上下载了看。主演 赵丽蓉,吴京安,梁音,刘劲，皆是实力大腕。
以下百度：
《苍生》写于上个世纪80年代中期，那时写农村、写农民的作品，一窝蜂地赞美改革后农村“翻天覆地”的变化，把农村描绘成了天堂，写农民是多么得富裕，简直富得不知姓啥了。出版社也喜欢出这类东西。《苍生》却真实地触及农村的现实，大胆（说“大胆”也是相对的，浩然说，他写时虽非“战战兢兢”，但也是“小心翼翼”）写了农民生活的艰难，写了乡村基层干部的腐化与蜕变，具有深刻的理性批判意识，也流露出作家在新时代面前的某些困惑、苦恼和忧虑。
《苍生》出版后，反响强烈，受到广泛好评，当时的中央政治局委员胡乔木同志亲自给各大媒体打招呼，要求对这部作品作正面宣传（背景是有某位作家到胡乔木面前告状，认为宣传浩然“不利于彻底否定文革”，引起胡的反感）。据《苍生》责任编辑吴光华回忆，十几年前茅盾文学奖评奖时，评委们都认为《苍生》写得好，但最终这项大奖却未授予《苍生》，理由是作家在《苍生》中流露出对改革的不理解。殊不知，这正是《苍生》独有的价值所在。
当年浩然的许多忧虑，在后来的改革实践中都被证实了。20多年过去了，现在农村与农民的状况又怎样呢？那时，一窝蜂似地肤浅地赞美改革，应时讨好而已，顺便捞一把可观的“润笔”。可贵的是，《苍生》真实地反映出这种时代的忧虑。这部作品的落选说明，作家与作品会有时代的局限性，而对作家、作品的评价与认识（比如“评奖”这种形式），同样也会有时代的局限性。《苍生》后来获得了首届中国大众文学奖特等奖。浩然和他的作品，属于“大众”。
就题材、创作动机和创作背景而言，《苍生》属于“改革文学”。但和一般的“改革文学”作品相比，它有两大特征。首先，它不是正面写改革、塑造改革者的高大形象，而是把改革作为一种背景，来表现改革的年代社会最底层的普通老百姓的生存状态与命运。小说取名为“苍生”也就是这个意思。
作品的主人公田大妈、田成业、留根、保根等是中国北方山村最小的小人物，作品叙述的故事是建房子、娶媳妇、送彩礼等平凡得不能再平凡的小事。其次，当时的许多“改革文学”作品往往从既定的观念出发，自觉地扮演政治传声筒的角色，一味地为改革叫好，从而流于简单化、概念化和主题先行，流于廉价的乐观主义。而浩然创作《苍生》的时候，由于他长期深入生活，对改革时代的农村生活非常熟悉，所以能够用理性的、冷静的眼光来看待改革，对农村的改革作出一分为二的客观判断。
在《苍生》里，既有随改革而来的红旗大队的集体富裕、田大妈等老一代农民观念的变化、保根这类新型农村青年的诞生，也有随改革而来的道德的堕落、乡镇基层政权的腐败、封建宗法势力的复活、新的剥削关系的产生、某些农民的陷于贫困。历史性的进步与历史性的倒退得到了同样的展示。上述两个特征是不容忽视的，这既使小说具有了经得起历史检验的认识价值，又使小说有可能呈现富于真实感的生活形态、塑造血肉丰满的人物形象。从艺术上看，小说塑造了田大妈、田成业、保根、留根、杜淑媛、邱志国、郭云等一系列性格鲜明的艺术形象，人物的语言生动、传神，对农村生活的展示富于乡土气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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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14-9-10 20:02: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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